时间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辉煌的缔造者。70年筚路蓝缕，70年砥砺奋进，披荆斩棘的路上，一批又一批的奋斗者，在祖国大地上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温州都市报《总编访谈》栏目，聚焦那些坚守在各自岗位、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初心不改的追梦人。今天推出第一期人物——林恭松。
▲作者 金可生
林恭松，男，1930年出生，温州乐清人。曾任温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袁隆平的团队以林恭松选育的“珍汕97”精育成珍汕雄性不育系为母本，提高抗病性，最终培育出世人周知的优良杂交水稻，因此业内也称林恭松为“杂交水稻之母”。袁隆平曾亲笔题写道：“珍汕97对选育优良杂交稻组合起了并仍在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确堪称为特优的水稻良种资源。”
▲2010年4月，在海南三亚与袁隆平院士讨论进一步发展提高杂交水稻的设想和经验
1978年，他带领的育种组获全国科技大会先进集体奖，1979、1982、1985年三年获省劳动模范集体称号。
2000年，在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上，林恭松的研究获全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成果鉴定评审会认为，“珍汕97及其衍生系作为特优良种资源，从1982年到1997年先后选育成175个杂交水稻品种，累计推广面积28亿亩，带来的经济效益高达2500多亿元。”
▲金可生采访林恭松
金可生（以下简称金）：
林老师，18年前，你是温州市里评出的三位“突出贡献科技人才”之一，当时我作为考察组成员，记得水稻科研界称你为“杂交水稻之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你的故事，能感受到共和国的成就。这不仅是你个人的荣耀，更是温州人的骄傲。我们的采访就从育种开始吧，你是从何时开始着手水稻育种这方面研究的？
林恭松（以下简称林）：
我是1957年到温州农业试验站工作的。当时的育种技术采用的是自然变异的老办法，就是把全国各地的优良水稻品种一个个收集过来，播种后每天去记录观测，看长势好不好，稻穗饱满不饱满，进行比较再从中选择产量高的品种。1958年，我提出了人工杂交选育水稻新品种的设想。当时，我们试验站升级为地区农科所，任命我为育种组副组长，负责新技术研究。我想先办三件事：1.立即开展早稻杂交育种和辐射育种二项新技术研究，以积累经验。2.要到国内育种先进的省、地科研院所参观学习取经，并积极引进水稻良种资源。3.要研究浙南地区的水稻育种的方向目标，制订育种计划，叫作《温州地区水稻育种计划》。我们写了2.4万字的方案，方案里包括要培育的水稻品种必须具备抗病、矮秆、高产、优质等特点。这个方案给了我们一个研究程序，基本上每一步骤都排好。按照这个计划，我们去很多个省考察过，吸收他们的经验和良种资源，最终培育出了“珍汕”这个特优品种。
▲2001年，温州市“突出贡献科技人才”。中间为林恭松
金：温州在这方面的研究走在前列，那么温州水稻育种的优势有哪些？
林：事实上温州的客观环境对水稻种植来说劣势较多，比如温州地处台风多发区域，病害较重，地形复杂。但正是因为这些环境劣势，在育种时成了优势，因为这些客观条件促使要求我们选育出来的品种必须具有矮秆、抗病、抗倒、不易落粒等特点。
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抗病育种还是空白，对抗病基因、发病的生理等还没研究。日本虽然对水稻稻瘟病研究比较先进，但还没育成广谱抗病品种，因此当时水稻抗病育种还是个世界性难题。我们的优势是创造了“多病区连续轮回自然诱发筛选法”的新技术，这技术的优势是能选择多抗病品种。后来成功培育的“珍汕”，既能抗中国的稻瘟病，还能抗日本的稻瘟病。
▲1986年，林恭松与助理在试验田中观察研究水稻培养育种工作
金：水稻育种的研究，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林：我们这些科研人员针对选育目标，大胆提出了多病区连续轮回自然诱发的筛选新方法。即夏季在温州种早稻，秋季在厦门种晚稻，到了冬季还要让水稻在海南安家。当时还没基因技术，我们就是让它在三个不同的容易发病的地方种植。每次种植选育，一般都需要几千到上万份杂交组合试种，然后进行观察、监测、比较、选择，把能在这些条件下抗病存活下来的种子收集，再进行一轮轮的重新种植，直到不断选育出比较稳定的，抗病性强的后代品系。这个过程就像愚公移山，非常漫长而且艰辛。
▲2010年4月，在海南三亚江西省育种基地办公室和颜龙安院士交流杂交水稻发展的研究问题
金：在这样的反复轮回种植选育中，你们是怎样发现良种苗子的？
林：1967年3月初，我到海南陵水县进行南繁育种。前期的栽培工作已于1966年完成，我主要来做后期选种收获。当时稻瘟病高发，我们的农场也一样病害严重。我们按试验顺序观察记录，我意识到越是发病严重，越是选择抗病品种的最好时机，任何角落都不能错过。有一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来到试验田察看水稻长势。绝大部分水稻都病恹恹的，还有很多都死了。正在我绝望的时候，突然喜出望外看到了一幕奇迹，只见一大片发病的稻区中，有两株水稻稻秆挺拔，结实很好。这两株水稻，简直是太宝贝了。我小心翼翼地培育着这两株水稻，因为当时还未完全成熟，我每天吃饭睡觉都想着它们，一有空隙就盯着它们，直到种子成熟，一粒粒像金子般地收集过来，然后带回温州进一步做早稻选育，后来又一轮轮地在厦门、海南重新播种。
金：这批水稻种子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成为良种的？
林：这批良种具有抗稻瘟病的特点，可以说是“珍汕”品种的最初版本。但后来这个品种又出现了问题，我们把它在温州培育出来后，重新拿到厦门、海南繁殖。这两个地方海风大，稻子成熟时，大风一刮，满地都是金灿灿的谷粒。稻穗容易脱粒，这可怎么办？如果不解决易脱粒难题，只丰产不丰收，根本无法全国推广应用，我们前面的努力就都白费了。我们在1万多株水稻中，逐株选择，希望能找到不易脱粒的品种，结果一无所获。没办法，我们只能继续扩大选择范围，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最终在茫茫稻海中找到了5株熟期较晚的“珍汕”品系，具有明显的不容易脱粒特点，但尚未稳定。经过不断选育，我们于1968年在温州选育出了抗病丰产又不脱粒的“珍汕”水稻新品种，一共分五个系，以植株的排列序号来编号，分别称：珍汕94、珍汕95、珍汕96、珍汕97、珍汕98。我们将这些品种又带到厦门秋繁500多斤原种，再次带回温州。1969年春，我们在温州示范繁育了300亩。当年温州稻瘟病又非常严重，我们种植的这300亩却什么病都没有，长势良好。农业部门、当地很多农民都慕名跑来参观引种，农民看到这种现象可高兴了。后来福建许多单位和农民也闻讯赶来引种，本市各县都组织农民大面积繁育，最后珍汕97、珍汕98两个品种种植得最多最广。
▲1984年10月，在北京与国际水稻首席专家及三位国内专家合影
金：“珍汕”作为良种培育成功后，得到怎样发展？
林：1970年以后，以“珍汕”作为亲本资源，在国内衍生了71个早籼良种和17个杂交水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不育系。比如上世纪70年代，安徽省广德县农科所有一名年轻的所长来到温州取经，找到我，要求引进良种。我们把100多份包括“珍汕”97、98的新品种送给他，他除了自用外，还分给福建、湖南、江西等地的农科院所，各地都进行了有效的研究，很好地解决了一些难题。尤其到了1975年，杂交水稻试种成功后，迅速得到大面积推广，含“珍汕”血统的杂交稻组合推广面积占全国杂交稻的88%。我记得是在1977年和1978年，全国稻区遭受稻瘟病，减产严重，只有用“珍汕”血统不育系配组而成的杂交稻一枝独秀。因此，农业部于1978年通过现场考察，要求各地迅速将含有珍汕血统的杂交稻作为当家品种加以推广。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珍汕”还作为选育二系不育系的重要资源，育成香25S、W6154S等二系不育系，为发展超级稻作出了贡献。
▲1982年，林恭松与同事观察水稻样品
金：得到哪些方面的认可？
林：1978年，全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开全国科学大会，由农业部直接推荐我的团队获全国科学大会先进集体奖，1979、1982、1985年三年获省劳动模范集体称号。1979年，我获得过省科技成果一等奖、省先进工作者。比较印象深刻的是2000年11月24日，在杭州举行的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上，由温州市农科院完成的“创造特优水稻良种资源‘珍汕’”课题，以所有参评项目中的最高分，获得了全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当时，与会专家都是该领域的顶尖人物，包括当时的中国水稻研究所两位老所长、四川省农大周开达院士、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等。成果鉴定评审会认为，“珍汕97及其衍生系作为特优良种资源，先后选育成175个水稻品种，累计推广面积28亿亩，带来的经济效益高达2500多亿元。”袁隆平还亲笔题写道：“珍汕97”对选育优良杂交稻组合起了并仍在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确堪称为特优的水稻良种资源。
金：你的研究成绩斐然，怎么看自己？
林：我觉得只是做了一点该做的，那时候一心只想着扩大水稻亩产量，让大家填饱肚子，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金：“珍汕”的名气打响后，是如何与袁隆平团队的研究成果“结亲”的？
林：在我们研究“珍汕”的同时，袁隆平和他的团队也在积极探索，他们提出了三系杂交育种思路(三系杂交指水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必须配套的一种杂交方法)，但是初期研究进展缓慢。后来袁隆平在水稻专家李必湖发现的野败不育株的基础上得到了突破，但在试种过程中，发生了病毒病、稻瘟病等一系列病害，研究遇到瓶颈。
当时全国各地的育种队都集聚在海南三亚荔枝沟进行制种，经人推荐，袁隆平的团队以我们选育的“珍汕97”雄性不育系为母本，抗病性得以解决，才最终成就了三系杂交育种。我们提供的水稻母本与袁隆平团队的水稻父本“结了亲”，有了新的生命延续。所以后来业内开玩笑说既然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那老林就应该是“杂交水稻之母”了。这一说法最初由时任温州市农业局副局长的方勇军提出，在一次往省里报送科技奖项时，他说我为杂交水稻父本提供母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杂交水稻之母”。
因为和袁隆平有了合作，我们交往也更加紧密了。当时我们所在的试验基地与袁隆平的基地很近，袁隆平是这方面的顶尖专家，在科研方面遇到问题时，我就会去拜访，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对我们在水稻方面的研究也非常肯定，并给温州年轻的科研人员无私帮助，温科院的多名水稻研究员都通过我与袁隆平接上了线，可以说给温州在这方面的研究带来很多新的认识和方向。
▲青年林恭松和同学的合影
金：听说你60岁退休后，70岁又返聘10年育种，这是怎么回事？
林：其实我有两次退休。1984年，我当了农科所的所长，但只当了两年半时间。那时候做管理，我觉得不是我的特长，我内心还是希望去做研究。而且那时候，新的水稻品种一直出不来，我也很着急。于是我向组织推荐农办的一位同志去当所长，我则安下心来搞研究，一直做到1990年，我60岁退休后，闲不住，仍服务于农业科技发展事业，受聘做了温州市蔬菜研究顾问。蔬菜研究的原理其实和水稻差不多，那时候我住在郊区一个农户家里做蔬菜选种的研究。1997年，我67岁了，温州农科院返聘我为学院科研顾问，我提出了杂交水稻良种资源研究新课题，得到支持。经三年深入全国杂交稻区调查研究总结，提出“创造特优水稻良种珍汕”的研究论文，获省科技一等奖。2000年又开始赴海南做育种研究，一直工作到80岁，我第二次退休，这次是真的退休了，年纪大了，有些力不从心。不过，我80岁当年还去过海南育种，这些都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经历了。如今我已经90岁，回望这一生走过的路，感觉能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给国家、给社会做了一点实事，也就无憾无悔了。
金：育种研究是个漫长煎熬的过程，你没有感觉辛苦和乏味么？
林：虽然很辛苦，但我真的是乐在其中。当时的工作量非常大，大批的国内品种收集过来，原始品种就有几千份。当时白天在田间搞研究，晚上还要看各种资料，建立资料库，每天都工作到9点以后。一个水稻品种，要经历6代才能形成稳定，原来在温州一年种一季，所以培育一个好的品种最起码要六七年时间。为了加快育种速度，到了冬天，我们就搭一个玻璃房做温室，在旁边烧煤取热，然后播种水稻，这样下来，一年可以种两季，缩短培育时间。但温室毕竟面积太小，无法完全满足试验需求。到了1966年，利用地理位置的温差，我们开始秋天去厦门育种，冬天到海南育种，一年种三季，一个品种稳定只用两年时间。
在海南陵水县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租住在农户家里，一天吃两餐稀饭、一餐干饭，很少吃到鱼，茅房是那种用竹篱笆搭起来的露天的。那时候去海南一待就是三四个月，因为经费很缺，交通也不便利，来回一趟很不容易。工作条件虽然很恶劣，但我们的内心是充实有激情的，全国各地的育种人员都聚集在了海南，可谓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工作之余相互交流经验，分享科研材料，那种幸福感是其他物质难以替代的。
金：家人理解吗？
林：说起我的爱人，其实我内心是充满愧疚的。因为一直顾着做研究，直到1962年我才结婚，在那个年代，32岁结婚算是很迟了。我的爱人王蔼真在温州良种场做技术员，婚后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我每周六晚上回家，周日在家里待一天，但这一天也很少陪爱人，因为我除了在试验室、办公室种了种子，在家也种了一批水稻种子，回家很多时间都花在观察研究上。即便后来生了女儿，我也是很少照顾孩子，家里的重担都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所以我很感谢我的爱人，她对我的工作真的非常支持，没有怨言。
▲林恭松与爱人合影
金：几十年的育种工作顺利吗？身体状况怎么样？
林：大学毕业后，我参加工作的单位叫温州农业试验站，我报到时整个试验站就只有十几名技术人员。后来我们的研究取得成果后，光一个组就有十几名研究人员了。那个年代，大家都分工研究不同作物，除了我研究的水稻之外，还有研究玉米、番薯等等，都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作物。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些人也没心思去做研究，去贴大字报了。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们一共12个人，其中两名是我带着的中专生。我一门心思继续搞科研，外面发生什么我也不去过问。因为那个时期，对我来说太关键了，1967年我刚在海南发现抗病良种苗头，正在温州悉心培育。我清楚记得是1967年7月，我准备继续带上种子去厦门做秋繁。因为“文化大革命”，市区与郊区的交通中断了。那时候温州的位置很闭塞，要去厦门，得先去金华再坐火车。怎么办？我很急。当时我们研究团队的其他人也都停工了，他们让我也安心待一段时间。但我认为这批种子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必须以最快速度繁殖，让它早日推广，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我的爱人王蔼真最懂我的心情，也理解这批种子的重要性。我与她商量后，她支持我绕道而行。我找了个渔民，搭乘他的小船在江上漂了很长时间，终于来到青田，上岸后徒步很久，才找到汽车站，又坐车辗转到达金华火车站，最后坐火车前往厦门。我挑着我爱人帮我整理的行李，但这种衣物干粮对我来说不重要了，我怀揣的那包种子才是我的使命所在。我只身来到厦门，经厦门农业局安排到洪山柄农场开始育种工作，后来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培育出了珍汕97、珍汕98这两个优良品种。
1969年，组织上把我调到温州地区农业科学试验站当副组长。1971年，我在海南育种时，因为工作环境太艰苦，我的肺结核病复发，挨到1974年的时候，不得不做了手术，休息一年时间，1976年才恢复工作。
▲林恭松与家人合照
金：大病之后，你的研究还能继续吗？
林：1976年恢复工作后那几年时间，我身体上暂时吃不消去外地做研究了，但我实在不愿闲着。那个时候正兴起用组织培养的技术来培育新品种，我对这个研究很感兴趣。这个研究以室内为主，这样我的身体条件可以承受。我向单位提出申请，当时我提的意见单位里都比较支持，于是选派我于1976年10月去上海农科院学习“细胞组织培养”。1977年，我在农科所建立一个水稻组织培养实验室。在无菌实验室里，我们要用20多种配方来做水稻的培养基。花粉培养一般都需要两次培养才能出苗，但在一次偶然情况下，我发现其中一次只用一次培养就出苗了。我对这个现象产生浓厚兴趣，于是不断钻研，最终发现了“花培一次成苗培养基”的新成果。我把这个成果向当时省农科院的罗士伟教授请教，他是我国第一代组织培养法专家。他听了介绍后，说：“你们下面的研究工作，做得比我们都要好。”1980年，全国第一次水稻花粉培养技术会议在扬州召开，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公布后，全场轰动。1984年，国际作物遗传操作学术会议在北京香山宾馆举行，我因为这个研究成果，有幸被邀请参加。
金：听说你读大学时，就很着迷科研？
林：1953年，我考上了浙江农学院，现已并入浙江大学。当时的农学就像现在读的智能科技专业这么热门，毕竟那时候解决温饱问题是摆在国人面前的最大问题。从入学那年一直到1957年毕业，这4年时间，即便是寒暑假我都没有回过家。同学开玩笑说，别人大学读4年，我硬生生读了8年。我寒暑假都是留在学校实习、做实验，我从大二开始搞科研。到了四年级，整个院系就我一个人做了专题科研论文，题目叫《水稻器官发育形态研究》。这是仿苏联专家对小麦研究课题写的一篇论文，可以说是我对水稻研究最初的一个小结论。即便参加工作后，我还是保持读书时的这份求知热情，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去向水稻研究专家周拾禄(曾担任江苏省农林厅厅长)求教。几番登门，周老被我们的求知欲望所感动，毫无保留地拿出他这一辈子研究所积累的资料卡片，我们一字一字地细心誊抄。这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瑰宝，不少知识都是大学书本上没学到的，可以说极大地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和思维方式。
▲青年林恭松（右二）和同学的合影
金：你从大学到80岁的“第二次退休”，为何一心想着育种事业？
林：大学期间，我埋头苦读，树立目标将来一定要做个对国家有用之人，这主要是高中时期的二次经历让我毕生难忘。我高中是在台州读的。从老家大荆去黄岩，要走一天多的山路。那时尚未解放，经常有土匪来抢劫。我被劫时，因年轻气盛，上去争执，被打吐血，落下了肺病。我在想这辈子完了，年纪轻轻就得病，将来怎么生活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到温州的亲戚家养病，小船回去的途中，又碰到了土匪，我被按在甲板上动弹不得，我当时心想这下要完了，他们要抢劫杀人了。正在这个时候，一艘解放军的船靠近了，船老大见到了生机，马上大叫起来。土匪一见这阵势，就跑了。解放军救了我们大家的命，我心里真的非常感激。那天晚上，非常巧合的是，白天救我们的那艘解放军的船，也与我们一起在龙湾的一个小码头靠岸。我趁机把带在身边的鸡蛋送过去，想感激他们的救命之恩，但他们一个也不收。
前后两次经历对我这一生的影响都很大。后来我考上大学，学习农学，从小就见农村里的人缺衣少粮，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饱饭。这些都深深刻在我脑中，所以我就激励自己一定要认真读书。在大学能够做水稻研究，提高产量，为百姓解决温饱，那是多大的荣幸，是共产党和新中国给我的机会。所以我在大学就想申请入党，但因为家里成分关系，没被批准。不过入党的愿望一直埋藏在我心底。1983年，我重新提出申请，这一年我终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珍汕97”及其衍生系对选育优良杂交稻组合起了并仍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确堪称特优水稻良种资源。从推动杂交稻的顺利向前发展来看，珍汕应是国内外第一流的良种资源。
2000年的时候，我还在温州市农业局当副局长，担任温州市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是农业项目专家组组长。当时林恭松虽然已经退休，但被学院返聘后仍扎根在乡野田间苦心钻研。我想，袁隆平的团队以林恭松团队选育的“珍汕97”雄性不育系为母本，提高了抗病性，才最终成就了三系杂交育种。大家认为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那老林就应该是“杂交水稻之母”了。在评审时，我们觉得这个项目贡献这么大，就直接推荐获得特等奖。这也是市政府首次在科技成果奖里产生的特等奖。后来在报送全省科技创新奖时，报送材料就沿用了“杂交水稻之母”这一说法。
林恭松先生情系农业，潜心育种科研，在工作条件异常艰苦、育种资源异常匮乏的年代，成功选育岀矮秆、优质、抗病和广适的“珍汕97”，为我国选育杂交水稻品种提供特优质种质资源，为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杂交水稻作出巨大贡献，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他是我们温州农业科研界的骄傲和学习的榜样。
作为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前身——原温州市农科所老一辈水稻育种专家的杰出代表林恭松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扎根瓯越大地，用慧眼选育一流良种，在中国水稻育种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享有盛名。
盛名之下无虚士。林老以兴农为农为初心，以“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温州农科人精神，将毕生精力和心血植入到一流水稻良种选育探索之中，带领团队数十载在田间研究试验，风吹日晒，严谨考察，几经周折，攻坚克难，成功选育出抗病丰产、在当时一枝独秀的水稻新品种——珍汕，为中国杂交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育种于林老而言，就是他生命的全部。
守初心，担使命。林老满怀服务乡村振兴的高尚情怀,自强不息、勇攀高峰，淡泊名利、奉献三农，甘为人梯、言传身教，以高尚的品格、扎实的作风、奋进的精神，影响着新一代温科院育种人继续为种子事业而奋斗。
我是当年温州农校的学生。林老师是一位做事情很有主见的专家，他认准一个方向就坚持到底，性格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水稻育种中去，真正把育种当成爱好去做，从来不把时间浪费在应酬上，不抽烟不喝酒，除了做课题研究，没有别的爱好。他那认真的科研态度，现在许多年轻人很难与之相比。他对科学探索持续之恒，认准的路坚持到底，认准的目标不放松，耐得住寂寞，培育出了好多个水稻品种。
来源：温州都市报
作者：金可生
编辑：陈东升 陈庆井
